袁盎与晁错此起彼伏是汉文帝与汉景帝时的儒、法碰撞
按《袁盎晁错列传》所记载，我看到的是，袁盎更倾向于儒家的君君臣臣礼法仁制；而晁错是更倾向于是商鞅一脉的法家的法规法制。一软一硬交织错杂，共同辅助托起了帝王的家天下事业。
晁错学的是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在利益矛盾事关朝政安危上，晁错发现问题的眼光还是敏锐的，在汉文帝时不被重视，到了汉景帝继位才被重用，但又因得罪了袁盎及众多诸侯国王，被陷害成了冤死鬼。
司马迁对晁错的评价是不公正的，说他擅权，修改许多法令，改变古法，扰乱常规，是为了报个人私仇，因而引发诸侯叛乱，引来杀身之祸。这是有失偏颇的。
晁错之死，一是，诸侯王的逼迫给汉景帝的压力。二是，袁盎的公报私仇，实质上也是袁盎与窦英的短见所致。三是，汉景帝个人的优柔寡断的所致，想得过且过，事实上不可能。
袁盎主要是受儒家思想影响。袁盎在汉文帝时得宠，也算是儒家仁孝观念下的一位好臣子，于君臣礼节，人情关系上，袁盎做的是相当有水平。曾谏言汉文帝，优待被贬的淮南王以免路上死去，影响天子不顾念兄弟亲情的形象。
汉文帝未采纳。结果，淮南王在被贬的路上真的病死了，汉文帝为此特伤心，更加看重袁盎。袁盎也击败了汉文帝的宠臣赵同。曾规劝慎夫人，不能与窦皇后同席，免遭迫害，而赢得慎夫人的奖赏。
从这可以看出，袁盎注重君臣礼节，人情关系，但是他的缺点就是忽略了实质的利益矛盾，靠那些君臣道德礼节缓和矛盾，有些能缓和，能调和君臣诸侯王间的关系到较平和的状态，但只能是暂时的，反面却也恰是掩盖矛盾，养大问题。
而且，有些是能调和的，而有些是根本不能调和的，像窦皇后与慎夫人不分彼此的同席而坐的情形，这些是可以调和的，规束于君臣礼法之下就成了。
但是，侯王与帝王之间的矛盾，只靠仁义礼法来调和，不去彻底解决，只会令问题越来越大，这种矛盾儒家礼法化解不掉，袁盎认识不到这点。因此，也素与晁错不往来，几乎没有交流过。
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袁盎晁错列传》
二人不睦，这体现的实质是法家与儒家的不睦。表面上是风平浪静，内里还是在碰撞交流的，这也是自周朝宗法礼制崩解之后，然后秦朝树立了法家法治，结果二世而亡，到了汉朝一统，汉朝初期也就存留着儒家与法家并行的形态。
内里是法家，表面是儒家，法家追求着帝王专制稳固的政权，儒家调和着各种君臣庶民之间的关系。而在汉武帝之前，汉朝外有少数民族，如匈奴扰乱边疆，内有分封王侯与帝王之间的利益矛盾。
这些大矛盾，不是儒家那一套所能实质解决掉了的。也就必然存在着晁错这样的抵触儒家的严苛的法家人士。晁错之所以抵触儒家是由于他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他还是能意识到诸侯王叛乱的危险。
事实证明晁错看的是清晰的，是远见的，可惜被杀，晁错虽死，也死的冤屈，但是，晁错的“削藩”建议在诸侯叛乱的事实面前得到了肯定和证实，到了汉武帝时也完全实行了下来。
袁盎对吴王的仁义，恰是对整个汉朝的损害。晁错对诸侯王的严苛对袁盎的抵触恰是对整个汉王朝的稳固做贡献。
袁盎与晁错被汉文帝和汉景帝所不一样的重视，体现的是汉文帝与汉景帝时期的帝王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已经有缓和到尖锐了，袁盎与晁错的不合，体现的是儒家与法家的碰撞。
到了汉武帝时藩王基本上被削弱消除了，阻碍帝王集权的帝王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很少了，也就凸显不出来法家处理这些矛盾的重要性了。
于是，此时开始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时，法家与儒家粘合的更多了。名义上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质上是，真正起到大作用的还是法家。儒裹法，也就是有人说的表儒里法。只不过，法家的严苛显得柔化些，儒家的儒法却反过来渐盛了些。二者结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形态。
儒、法并存，共同起着维护封建帝王社会形态的巨大作用。天子的手段，恩威并施，法儒并用，忠奸互化，一紧一松，交替进行，这也就形成了俗语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
儒法交织影响下的特殊现象——一朝天子一朝臣
袁盎与晁错此起彼落的事迹很符合俗语云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袁盎在汉文帝时得宠，晁错不被重用，到了汉景帝，晁错被重用，袁盎被疏远。正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典型形象。帝王朝代的社会，为何会一朝天子一朝臣？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其实就在于，天子的意志不是客观的，天子毕竟是人，客观的法规制度本该是不能随个人的意志所能随便更改的，但天子的意志代表了一切，天子一朝一换，天子意志也就相应变动了，因此也就会产生一朝天子一朝臣。
天子的意志凌驾于一切法规之上，每一代天子，虽都尊称为天子，然，毕竟是不同的人，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是个性的，不同的人当了天子，就注定天子之下的统治权力、法规、喜好等会有所不同，天子的意志所在就是法规制度的所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以主观来代替影响客观，以人的主观意志意识来代替天的规律，这里天就是客观规律的意思。可是在君权神授的文化观念下，天被人格化了，人被神化物化了。
有了人造的神的媒介作用，于是天子成了主客观一体的混合物。帝王总是以龙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形象。龙不过是多种动物组合的四不像而已。帝王的本质就是“四不像”。
“四不像”凌驾下的法律法规到底是啥法规制度呢？多也就容易成了四不像而已。人治与法治的问题，说白了，也是尊重不尊重客观事实的问题。
因为人不可能没有感情意志，但是法规法律又不能以个人的主观意志随意变动。然而帝王社会制度下，确实是随帝王的意志能随意变动的。这也是晁错被冤杀的必然因素，然后又有袁盎在背后诽谤造谣的条件促成了晁错被杀。
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人治模式下的必然现象。有其好处，更多是有其弊端。遇到个好君王，还算太平，庶民还算安稳，遇到个暴君，那就要折腾的鸡飞狗跳民不聊生。
可是，是明君仁君还是暴君昏君究竟咋保证呢？仁君明君从哪里来？仁君明君会不会变？这都没保证的事？
而且，没有丑就没有美，没有快就没有慢，没有去就没有来，总是同时出现，而所谓的明君仁君与暴君昏君也必然总是同时出现的，明君出现的同时就意味着另一方面在隐性的培养着暴君。
而暴君的出现同时却又召唤着仁君的到来。试问能不能跳出这个轮回圈呢？难不成，普罗大众就真的听天由命，听天子的，靠天吃饭吧，求神灵保佑，求老天爷风调雨顺。貌似这真是个事。
由人们参与的造就了人们生活的客观的社会环境也就是所谓的“天”造就了神，然后反过来人们又去求天求神。
可是这些本该是客观的天、神却被代表了，是有感情有意识有私欲的人代表了，真能代表嘛？显然不能，比如，石头是客观的是没感情没感觉没意志的，拿刀砍它几下，无所谓，可是人能像客观的石头那么没感情没意识，砍两刀无所谓一样吗？显然不可能。
天子本该是石头一样的存在却成了有私欲有感情有知觉的人来代替，这就是帝王社会的荒谬的内质所在。
综上，袁盎与晁错的此起彼伏是帝王与诸侯王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下的儒家与法家的碰撞。到了汉武帝时，封国诸侯基本上消灭，此种矛盾也就消失了，儒家与法家更多的融合成了表儒里法的新形态来共同维护帝王集权社会的稳固。
相融中又有相悖，也就构成了严苛与宽柔交替出现的必然情况，这样，王朝社会就会有两个走向，忠奸来维持平衡，每一朝的天子根据王朝社会的走势，以自己天子权威的意志来进行调整维持阴阳平衡，也就必然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
